引言
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的。这些细菌寄生于跳蚤上，并通过黑鼠等动物来传播。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导致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宗教、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同时还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黑死病的影响
年9月，当瘟疫席卷英伦三岛时，圣奥尔巴修道院的一位教士托马斯沃尔兴罕这样描述它的影响：曾经人头攒动的城镇现在荒无人烟，瘟疫来得如此猛烈以致人们都来不及掩埋死者的尸体。有人统计，仅有十分之一的人幸存了下来。这种瘟疫刚过，另一种动物瘟疫便接踵而至。地租在萎缩，土地在等待租赁者（租赁者却无法找到）。瘟疫带来的伤痛如此强烈，以致此后世界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状态。
黑死病（17世纪英国人称这种瘟疫为黑死病）的影响不仅仅是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它也为扭转一些势头提供了机会，如土地的衰竭、过度充足的劳动力和衰退的劳动生产率。（在海尔斯欧文，在一年内82%的空地被重新占有，死去人们的后代占了其中的42%）。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腹股沟腺炎瘟疫为庄园经济的衰亡做出了贡献：人口的萎缩加速了庄园农业的终结，加速了劳动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黑死病也为它曾经可怕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黑死病之后的数十年见证了居家建筑和宗教建筑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可以部分归功于这次瘟疫。温切斯特主教爱丁顿的威廉，在他的出生地威尔特郡建了一座大教堂。这座教堂没有他预想的那样宏大，因为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各式的通道，和可以跟那些灾难前由一些富人捐资建立的教堂相媲美的高度。砖瓦匠、木匠、水管工和玻璃工的供应是相当有限，这使他决定修建一个具有军用价值的有城垛的教堂。相似的命运也发生在帕特林顿教堂——辉煌的“霍尔德内斯女王”身上，该教堂让人称奇的尖塔竟然没有塔顶，这直到瘟疫到来50年之后才得以解决。很多宗教设施面临极端贫困的窘境，甚至是萨福克的巴特里这个体面地由英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资修建的小修道院，也只能仅仅维持法定的12位修士——约为瘟疫前的一半——的情况下给修士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条件。这些修道院的收入直到16世纪早期农业利润上涨之后才有所增加。
托马斯沃尔兴罕所描述的毛骨悚然的情形在这些教堂内都有充分的展现：赤裸的尸体、展示尸体被蠕虫腐蚀掉的黄铜纪念碑、无处不在的死亡舞蹈。古老的传说《三个活着，三个死了》出现在诺福克西星教堂的墙壁上。死去的人们在提醒着活着的：“你们的现在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的将来。”虽然这些形象在灾难之前就为人们所熟知，但现在它们在描述对死亡的恐惧时更充足更真实。所有的这些给观者传递了同样一个信息：熟悉死亡。赛昂布里吉特修道院的修女们告诫人们：“从内心里承认，我们来自这块土地，最终也将回归这块土地”。“今生的缺憾和不稳定，死亡的不期而至，厄运的在劫难逃以及各种辛酸和痛苦”这样的思考一直会延续大我们生命的尽头。一口棺材被保存在修道院里，这样修女们每天就可以往里面撒一泡土，唱一段“惨痛和呼声”(《诗篇》)。牧师的忠告和棺材的示范都集中在不安全死亡的前景上，即在死之前没有向牧师忏悔并得到赦免。
这样一种对苦难、悲痛、和死亡结局的思考即使在英国的普通信徒中也变得很普遍。瘟疫期间，很多祈祷文都寄给了圣母玛丽以寻求帮助，她被认为是忏悔者(“悲悼圣母”)。对于已经失去过孩子，害怕灾难的再次来临会带走他们其他孩子的父母们来说，目睹过自己孩子受尽虐待折磨的“安慰之母”自然就成了他们请愿的对象。因为中世纪的基督徒把群聚看成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可能为今生或来世赢得一个帮助，所以行会经常请牧师来做日常的庆祝，为他们或他们所爱的人的灵魂祈福。作为我们耶稣基督血和肉的最珍贵圣礼中辉煌的宴会，称之为圣餐更好一些，瘟疫之前的英国是从来不庆祝的。年之后，对展示在圣体匣中或运行在队列中的圣主行注目礼变成了虔诚的英国人的常识，同时，由牧师对一个将死的人进行圣体探访成了死亡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虔诚也可能避免这样一个恐怖的结局。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曾向阿维尼翁胆战心惊的人们保证，一个忏悔了并且悔悟了的基督徒可以避免突然的死亡——如果他参加了5场反抗瘟疫行动的话。
或许黑死病这场灾难带来的最大的长期性的影响就是完全雇佣的出现。后灾难时期英国农民享有的相对舒适和安全的环境大部分应归功于人口的下降，这种人口的下降发生在14世纪，15世纪的增长也很缓慢。但是，灾难即刻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却决不会使那些期望在英国恢复维兰制的庄园主们欣慰。
农民起义
社会和经济的改变通常是缓慢、零星、无计划且不可预测的，比如说维兰制的瓦解，有时候，在旧的社会模式瓦解过程中，人们会自觉地根据他们已有的理想变革社会，比如说年的农民起义。7月的一个星期五，来自埃塞克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聚集在伦敦城外的麦尔恩德，他们要求国王完全废除农奴身份，把农民应付的租金减少到每英亩4便士。另外一天，肯特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求：在英国消除其他领主只保留国王这一个领主；教堂的财产应和教区教民的分开；在英国废除维兰制，“所有的人都应该自由且处平等的状态下”。但很快，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就遭到了传统观点的抵抗，传统认为社会应该是等级分明的。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有计划的，而是自发和偶然的，这种反抗是由各种不满和怨恨积累而成的，最终被《人头税案》的通过所点燃。与法国的战争使财政开支十倍十几倍于平时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终于在年议会通过了一个人头税法案，把原来向有产阶级征收的赋税平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最下层的维兰要交与最富有的公爵一样的税。议会在年首次征收人头税，这种明显不公正的税收激起了反抗。因为在农村工人之间存在诸多不满和怨恨：他们憎恨有地阶级企图通过劳动法规控制工资；憎恨领主强加给他们对庄园的义务；不满高级教士的富有和腐朽。他们期望得到更好的待遇，像约翰鲍尔这样胡言乱语的游方教士激励了他们，鲍尔曾问：
“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缠绵时，绅士在哪里？”农民不断加深的痛苦这个可能的因素，并不是导致反抗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在持续稳定地改善。工资的上涨远远比物价快，因为劳动力的短缺的缘故，甚至无地的劳工也能得到很好的报酬。许多维兰也拥有可观的财产。英国的农民起义和法国的大革命一样，都是旧秩序自身改革的速度赶不上日益上升的期望导致的。
起义于五月下旬在埃塞克斯和肯特郡爆发。两支反叛队伍迅速地向伦敦聚拢，并于6月13日进入伦敦。两天内造反者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烧杀抢掠，释放囚犯，损毁法律记录，杀死《人头税案》的主要起草者，把国王和大臣们围困在王宫里。由于没有常规军队，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和他的顾问们只能决定和反叛者谈判。在第14天，国王在麦尔恩德会见了反叛者，与他们签署了一个宣言，答应废除维兰制，把农民应付的租金减少到每英亩4便士。第二天在史密斯菲尔德国王再次会见了叛军，会见当时，英勇的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兹将叛军首领瓦特泰勒推下了马背，并随即杀死了他。勇敢年轻的国王命令叛军自行解散，而叛军也就顺从地迅速解散了，因为国王的威严还在，这样伦敦的危机解除了。但是国王他们却丝毫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意思。当一个维兰代表团来要求理查二世履行他所签署的宣言时，他回答道：“你们现是维兰，将来也依然是。”起义显然不仅局限于伦敦。在赫特福德郡，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佃户围困了所有的修道士，要求给予他们砍树、捕鱼、在家储粮、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在萨福克的伯里圣埃德蒙兹，佃农闯入修道院，一度严刑逼供里面的修士。在诺福克，一支叛军抢劫了诺维奇后，向雅茅斯进军，还彻底毁掉了庄园的全部档案。在汉普郡的温切斯特，约克郡的贝弗利和斯卡保罗，非特权阶级起来反抗特权阶级。虽然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到6月底叛乱基本被平息，为收买叛军而签署的宣言也撤回来了，但是甚至到了9月，威尔特郡还出现了一起叛乱。
结语
农民从他们的起义中什么也没捞到，而事实上，这场叛乱给统治者带来的恐惧反而可能阻碍了整个解放的进程。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失败，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力量，没有联合绅士、贵族或者富裕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仅仅是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
